蘇東坡談管理之道

　　
　　中國企業(yè)家都會面臨一個重大課題，面對名目繁多的管理學書籍，該如何進行選擇，管理的大道究竟是什么？面對紛繁復雜的管理事物，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企業(yè)且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企業(yè)。翻閱近代管理史，只有西方的管理科學和日式管理科學，并沒有中國自己的管理學。圖書館和書店的書架上只是德魯克、彼得、泰勒、法約爾、松下幸之助等等的西方和日本的管理理論書籍，一本中國化的書籍都沒有，所以大多中國的企業(yè)家只能把這些純西方化的管理理論作為自己企業(yè)的管理圣經，結果發(fā)現在管理實踐中，這些西方的管理完全不適合中國的企業(yè)和中國的員工。原因很簡單，中西方的文化不同，管理方法肯定不同。
　　不一樣的文化土壤必然會培育出不一樣的管理模式。中國從幾千年前的氏族時代就構建了獨特的管理方式。堯、舜、禹這些傳說中的君主都因為他們順應中華民族的深層心理來管理教化民眾，才成為了中國幾千年來被傳頌效仿的杰出管理者。
　　中華民族是一個傳統(tǒng)的農業(yè)民族，農業(yè)社會靠天吃飯，人們敬仰天地，天不但被賦予了撫育萬物、奉養(yǎng)人類的屬性，也逐漸被賦予了道德比類與審美觀賞的屬性。人們不但向天地學習如何做人，也將天地看作擁有最高權威、默默無言的管理者。中國人把天對人類的管理思考總結，應用于人與人之間的管理中去。這些在洪荒時期便播種在中國人身上的文化基因代代相傳，在今天也難以改變。自古以來，管理者都要順應這文化基因來進行管理，否則不但達不到管理目的，甚至還會自取滅亡。
　　雖然不可否認近代管理思想源于西方，西方100多年前就產生了一套體系嚴密的管理理論，但西方的管理學是一種追求標準化、制度化的科學，有著注重邏輯、崇尚實證的理性精神，而這種精神正是建立在西方獨特的文化土壤上的，從古希臘時代開始，西方就脫離了血緣紐帶與農業(yè)社會形態(tài)，進入城邦文明，形成契約化與法制化的社會，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更是引入工業(yè)社會與民主政治的模式，在此基礎之上，構建成了現代管理體制。而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截然不同，中國社會幾千年來是血緣宗法制的社會，靠人倫道德而非法律來維系，在一個相對穩(wěn)定和有血緣關系及其他關系為紐帶的圈子里，人情關系甚至超越了契約關系，在中國人骨子里辦事首先要有情感，然后是其合理性，最后才是歸于是否合法，所以中國人講的是“情理法”并重，因此單純用西方崇尚理性和規(guī)范的制度化管理理論顯然不適應中國企業(yè)。
　　我們不可否認近一百年中國更多的是學習運用西方式管理，對中國傳統(tǒng)的哲學智慧的反思和整理非常之少。中國的傳統(tǒng)管理與整個國學一道，作為封建中國落后的罪魁禍首加以批判，作為孔孟之道也受到粗暴的傷害。古代帝王的治國之道被看做是封建統(tǒng)治階級愚弄人民的手段而被鄙棄，近代曾經輝煌的儒商被看作一個歷史悲劇而塵封。一批又一批的政府官員與企業(yè)領導出國學習，回來便都大刀闊斧的根據西方模式和經驗進行改革，對于自己的老祖宗不屑一顧。而現在許多問題正在慢慢顯露，經濟發(fā)展中忽視了人的存在，盲目追求冰冷的GDP數字，自然環(huán)境淪為犧牲品，社會中不均衡的發(fā)展矛盾日益突出，物質生活日益豐富的同時人們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機，幸福感越來越低。
　　中國企業(yè)的壽命普遍之短也是近年來被廣泛關注的現實，有關資料顯示中國企業(yè)的平均生命周期僅為2.5年，不及發(fā)達國家的四分之一，每天全國都有成千上萬家企業(yè)倒閉。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沒有找到適合中國特色的管理經驗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以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社會文化發(fā)展狀況來看，盲目推行西方管理經驗必然是不明智的。管理好一個由中國人組成的大企業(yè)，我們不能否認必須有規(guī)范的西方科學管理流程，因為沒有規(guī)矩就不成方圓，現代化的企業(yè)科學的分工合作是必須的，科學的流程和規(guī)范的制度雖然能提高企業(yè)的效率，但是光有這些，管理顯然還是遠遠不夠的。比如富士康的制度化、流程化管理堪稱西方科學管理的典范，然而為什么接連發(fā)生員工跳樓事件？其實西方硬碰硬的管理模式并不能完全適合中國本土企業(yè)，西方管理模式雖然很科學，但也有它的短板。中國人重感情、重道義，突然面對西方冰冷嚴格、對事不對人的管理制度，會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才能適應。而現在就必然會造成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關系緊張，更加影響企業(yè)的運作。因此，中國的現代化在學習西方的同時，必須要從中國傳統(tǒng)哲學智慧中尋找適合中國企業(yè)的中國化管理方法。
　　當然，中國傳統(tǒng)哲學智慧并不是直接的管理技巧與策略，而首先是一種宇宙之道與人生智慧�！吨芤住飞险f：“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中國傳統(tǒng)哲學智慧與西方管理科學可謂是一種道器關系。西方的科學流程化管理只是管理中“器”的部分，而中國傳統(tǒng)哲學智慧才是管理中的“道”。在管理中不能沒有“器”，沒有“器”，管理就成了空中樓閣，但光有“器”也不行，必須要有“道”的管理思維和理念，只有懂得管理之“道”，才能用好管理之“器”。從某種意義上講，管理之“道”比管理之“器”更加重要。我們在研究國外的管理思想時，無論是西方的還是日式的，其實它的理論來源都是中國的哲學思想，無論是德魯克的任務、責任、實踐的管理理論，還是波特的差異競爭論，還是哈默爾的核心競爭力，還是明茨伯格的戰(zhàn)略和經理人角色及科特的領導與變革，歸根到底這只不過是一些管理的方法和手段而已，這些手段和方法，其實在浩淼的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都能找到與他們幾乎一致的管理理論，中國的哲學思想是世界管理學的源頭活水。
　　西方管理學家所論述的管理的實質其實就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講的“內圣外王”的哲學之道。管理對于人而言無外乎就是：“管好自己和管好別人”，對于企業(yè)這個組織而言就是“能形成產業(yè)，對外成王稱霸，成為某一領域的引領者”，也就是要做到“內圣”和“外王”。西方用了一大堆詞語解釋什么是管理，可我們的老祖宗用四個字就把管理解釋清楚了，這四個字就是“修己”和“安人”。西方管理學者用一大堆詞匯來論述企業(yè)愿景，其實我們的古人也用四個字把它說的很清楚，這四個字就是“內圣”和“外王”。想一想，做企業(yè)能達到內圣外王這個愿景，這個企業(yè)肯定是一個偉大的公司。而西方管理學者論述的實現管理過程的各種理論。其實一部四書里的《大學》就已概括了他們的全部。實現”內圣”和“外王”的管理最終目標，西方管理大師認為要定戰(zhàn)略，清晰任務，明確責任，重視實踐是必不可少的過程，其實我們的古圣先賢在《大學》里論述的更加具體和詳細，《大學》把如何實現“內圣外王”明確的提出了“三要素”、和“八個綱領”。《大學》里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蔽覀儚闹锌煽偨Y出管理要做到“明德、親民和止于至善”這個三要素”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和平天下”這八個綱領。這“三要素”和“八個綱領”與西方管理大師的管理理論異曲同工，甚至比他們論述的更科學。一個企業(yè)和企業(yè)家必須要做到明德、親民和達到止于至善，做到這三點，這個企業(yè)才能基業(yè)長青，才能受人尊重，這個企業(yè)家才能成為企業(y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