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史中的“微量元素”

　　人們最熟悉的營養(yǎng)物質，莫過于蛋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在日常飲食中，常常會聽到某食品蛋白質豐富、某食品脂肪過高等等說法。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營養(yǎng)知識的普及，人們開始進一步談論動物蛋白和植物蛋白，談論飽和脂肪酸和不飽和脂肪酸，談論多糖在人體的轉化與代謝，還加上了對維生素的新認知，但是，除非專業(yè)人士，很少有人在日常生活中討論微量元素。烏托邦理想，就相當于管理思想中的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與生命活力緊密關聯(lián)，烏托邦理想也與管理實踐緊密關聯(lián)。缺少烏托邦理想，管理就可能失去創(chuàng)造力，更有可能失去道德準則。人們往往熱議價值觀問題，但卻往往忽視價值觀的背后必須要有“不言而喻的真理”支撐。這種“不言而喻的真理”是一種超驗正義，很少，無法證明，卻不可缺失。就像人體缺少了微量元素可能生病一樣，不是缺鐵導致貧血，就是缺銅致使免疫力下降，還有一些微量元素的作用說不清道不明，而“渾身不得勁”的狀態(tài)往往與其有關。最明顯的是無法進行實證的良心，良心是人之所以區(qū)別于禽獸的基本要素，但是，沒有烏托邦理想的管理者，很可能在實惠面前發(fā)出“良心多少錢一斤”的感嘆。固然，傳統(tǒng)儒學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修煉，可以修成經驗型的道義；通過知行合一的致良知的反省，可以修成超驗型的靈明。但世界上能夠“破心中賊”的人只是少數圣賢，大眾行為的正當性，總需要一些想象中的東西來衡量。人們之所以敬佩康德的道德律條，是因為他的律條來自仰望星空。

　　傳統(tǒng)儒學的經驗性和“實用理性”，使其在確立普通人的超驗信仰方面存在某種不足，所以，不語“怪力亂神”的儒學，卻要以“神道設教”方式保持常人心中的正義，而且要用各種“證明”方式使其虛擬經驗化，對于大眾來說，需要以神道設教形成的敬畏來保證其行為的正當性，一旦有非義行為就會“天打五雷轟”。對于學者來說，“天下為公”的超驗正義會使他們的行為能夠擔當起天下道義，避免他們墮入俗儒、陋儒的陷阱。由此來看，烏托邦理想，是人類超越動物性的途徑之一。

　　有些人覺得，管理實踐中要排除一切幻想。這不能說是錯誤，但會失去超驗的標尺�！抖Y運》所確立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可望而不可及，但“禮義以為紀”的小康是可望也可及的。盡管《禮運》不滿于小康，但只有期望大同，才可實現(xiàn)小康，如果期望小康，就可能只會落到亂世。這就是俗語所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管理中所謂的理想教育，事業(yè)的神圣化，工作的道義化，實際上都多少帶有烏托邦性質。沒有了烏托邦的超驗標尺，事業(yè)就會墜落為糊口，工作就會墜落為混飯。

　　孫中山一句“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并不用嚴密地論證潮流的內涵是什么，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反抗清朝、反抗北洋的因素，起碼能牢牢掌握住道義的旗幟。后來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可以使舉國上下如癡如狂，“喝令三山五岳開道”。眼下的傳銷術，某些培訓大師的諄諄教誨，都具有這種喚醒幻想的效果。烏托邦理想具有極大的激勵性。而烏托邦的超驗性，決定了這種激勵的善惡在事前無法證實，只能在事后根據結果判斷。所以，這就帶來了一個管理悖論：只有對烏托邦理想保持足夠的警惕，才能使這一理想不至于脫軌由善入惡；而沒有了對烏托邦理想的激情和崇拜，其激勵作用又會大大降低。中國古代儒學，對《禮運》大同的疏離，恰恰是悖論中的持中；而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革中，則出現(xiàn)了忽左忽右的波動。離我們最近的一次波動是從文革十年到改革開放的轉型，這次轉型在思想上是以真理標準的討論開端的。實踐標準的確立，使中國告別了政治烏托邦。在學術意義上，實踐標準正是對超驗的否定，從而回歸到“實用理性”。然而，徹底告別烏托邦，一切付諸實踐檢驗，理想主義破滅后的“悶聲發(fā)大財”，有意無意地排除了道義的衡量尺度，又把社會帶到叢林地帶。因此，梳理管理思想史上的大同理想演變，可以為當今如何看待烏托邦理想提供參照。

　　沒有康德的仰望星空，人類將會失去神圣。但是，如果世上人人都是康德，那么被腳下的坑坑洼洼絆倒的人就會不計其數。人體健康不可缺少微量元素，但微量元素也不能大量提供。缺少它會生病甚至死亡，但吃多了則會中毒。研究管理思想史，需要跳出烏托邦是補藥還是毒藥的對立思維，尋找它的適當地位。當然，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大同思想是超驗的，而微量元素是可檢驗的，但是正如老子要把不可言說的“道”硬要說出來一樣，這一比喻庶幾近之。

　　不妨以衡器為例。價值觀需要定盤星。古代的衡器——秤，就是公平的象征，其基準單位為斤。從秦漢起，一斤就等于十六兩。老式桿秤上，可以看到從定盤星向外的十六顆星星閃閃發(fā)亮。關于為什么采用十六進位，民間廣泛流傳的傳說是：古代發(fā)明秤的人（有人說是范蠡）最初受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的啟發(fā)，采用十三兩制。但發(fā)現(xiàn)有些商人缺斤少兩，發(fā)昧心財，且以商求富和農耕求富的難易程度有明顯差別，有違公義，于是，他又給秤上按照福祿壽三星的傳說增添三兩，把一斤變成了十六兩，以此告誡商人：短一兩失福，短二兩缺祿，短三兩折壽。衡器上的刻度承載了對公正的美好期望。這種無法驗證的傳說，所體現(xiàn)的正是一種烏托邦精神。大同理想在管理思想史上的意義，不妨從這一角度來探求。